第2章 第2章 晋西游击队
晋西游击队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人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在山西，更准确地说，在晋西建立起来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这支游击队的建立，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中共陕北特委的大力帮助。她是西北地区共产党人趁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为了争权夺利而发动起来的中原混战结束，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被迫离开老巢，躲到大连这一有利时机，在山西境内发动民众，并收编了一些贩运烟土的所谓土客武装，组建起来的。可以说，晋西游击队从建立之初，就跟陕北共产党人具有紧密的血肉联系，而且在其失败以后，又由阎红彦、杨仲远等人率领仅剩下的三十余人西渡黄河，来到陕北，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刘志丹的队伍，跟刘志丹的队伍汇合以后，共同组成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最后一直转战在陕甘边与陕北地区，成为了西北红色武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实际上，晋西游击队也是建立西北工农红军的一支基础力量。
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冯玉祥、阎锡山在战争中失利，山西王阎锡山被迫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老家，跑到大连避难去了。这样一来，久处阎锡山铁腕统治之下的山西省顿时政局动荡，财政混乱，民众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山西的局势，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学习井冈山的榜样，在吕梁山区发动民众，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要发动民众，创立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无论怎么做，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发动民众，武装民众，通过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来达成这一目的。这是直接经验。发动普通的老百姓，或者发动士兵群众，像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样试图通过兵运的方式，从军阀手里拉出自己的武装，去建立革命根据地，都属于这一种；一种是间接经验，邀请或者通过上级组织派遣富有创立革命武装以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经验的革命者，来帮助有条件创立工农武装以及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地区的革命者达成这一目的。
毫无疑义，因为可以得到帮助，避免走弯路，通过后一种方式创立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所花费的代价要远远少于前者。
跟山西隔着一条黄河的陕西境内，西北共产党人虽说至今仍没有走上建立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毕竟，已经搞过多次武装起义，甚至还派遣了大量的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入军阀队伍、民团与绿林武装里面从事兵运工作，算得上在武装起义方面富有一定的经验。因而，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北方局提出要求，希望中共陕北特委派遣一些得力干部东渡黄河，帮助他们发动民众，创建革命武装，并进而创立革命根据地。中共北方局直接管辖着中共陕北特委，当然马上就答应了中共山西省委的请求。
中共陕北特委派遣到山西的共产党人之中就有阎红彦。
阎红彦是什么时候进入山西的呢？事情就要从张廷芝带领阎红彦以及周维琪给予他的二十多人去下马关拉出他那批羁留在石子俊手下的人马说起了。
张廷芝在阎红彦的帮助下，达成了目的以后，就以此为借口，把阎红彦等二十余人带到安边去见了他的老子张鸿儒。父子二人合谋，将阎红彦以及周维琪派遣的二十多人全部扣押起来，等待张廷芝在三道川把刘志丹、谢子长好不容易拉起来的人马全部搞垮以后，这才放了阎红彦。阎红彦受了张廷芝的欺骗，导致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一夜之间全军覆灭，不由深感愧疚，只身去了榆林，找到陕北特委，汇报了自己被欺骗的经过，请求特委给予处分，重新安排工作。陕北特委正好接到了中共北方局要他们派遣一些共产党人去山西的指示，考虑到阎红彦曾经参加过清涧起义，有搞武装斗争的经验，决定派遣阎红彦以及白锡林等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帮助山西省委搞武装斗争。
1931年2月，阎红彦等人抵达了山西太原，在山西地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并州养蜂场，会见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1）（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6页）
中共山西省委一确定要搞武装斗争，甚至把搞武装斗争的地点选择在吕梁山区，紧接着，就开始谋划如何拉起队伍，搞武装斗争的具体步骤了。通过北方局向中共陕北特委寻求帮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随着阎红彦、白锡林等人相继来到山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的军事干部问题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就是正式搞出一支队伍，并且依靠这支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了。
当然，这件事情决不是阎红彦等人来到山西以后，才正式开始的。事实上，早在阎红彦等人还没有进入山西之前，中共山西省委就已经对整个山西的情况作了一番深入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他们非常希望尽快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的办法，动员农民、工人以及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来组建自己的武装。可是，他们没有一支现成的革命军队可以利用，处在草创时期的革命军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搞到武器弹药。中共山西省委的经费有限，不可能拿出钱来购买枪支弹药。那么，怎么搞到武器弹药呢？人员还没有动员起来，不可能通过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方式，来支撑革命队伍的需求。他们经过研究，把目光放在活跃在吕梁山区一带的土客身上，决定对其进行改造，将他们拉进革命队伍。
所谓土客，就是保护烟土走私的武装队伍。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成员因为生活无着，不得不铤而走险，拉起武装，干起这档子营生，经常往返于黄河两岸，不断地活动在陕西与山西境内，对黄河两岸的地形以及当地的武装力量了如指掌。
中共山西省委觉得这一批人既然都是无产者，理当是团结与联合的对象，可以通过共产党人的宣传教育，把他们改变成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以他们为基础，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
土客队伍很多，首先选择联合谁改造谁很重要，选准了，就可以影响其他土客队伍相继加入革命队伍。这样，当然就要选择最富有影响力的土客了，换句话说，就是选择武装力量最大的那支土客队伍。这就是师治贵的土客队伍。
为此，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见了远道而来的阎红彦等人以后，告诉了他们目前山西的现实、山西境内活跃着的土客武装以及省委作出的决定，在征得了阎红彦等人的同意以后，立即派遣阎红彦、白锡林以及山西省籍的共产党人拓克宽等人，进入师治贵的队伍，准备对其实施改造，使之变成革命武装。
师治贵手里一共掌握了三十多人枪，经常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孝义、隰县三县交界的温泉一带。由于经常走南闯北，各种各样的消息总会很快就传入他的耳朵。他很早就听说过国民党人屠杀共产党人的事情，也听说过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他跟共产党人没有建立丝毫联系，自然谈不上对共产党产生敌视心理，因为从事烟土走私，常常会受到军阀以及国民党统治势力的打击，他所敌视的对象恰恰是军阀以及国民党的统治势力。因而，实质上，他打心眼里对共产党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
在阎红彦等共产党人进入师治贵的队伍，公开向师治贵及其队伍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并且希望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革命武装，劝说他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贩运烟土上，应该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夺天下的时候，师治贵虽说对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不感兴趣，却夺取天下这一说法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于是开始了跟共产党人的合作过程，把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等共产党人全部吸收进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全部任命他们为班长，让他们改造自己的队伍，更希望通过他们扩充自己的队伍，以便完全掌握整个黄河两岸的烟土贩运保护事业。
由于共产党人与师治贵之间欠缺合作基础，因而，表面上的合作，掩饰不了因为各自目的不同存在的无法达成行动一致的障碍。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新鲜感一旦消失，师治贵就原形毕露，对手下打家劫舍以及干其它胡作非为的事情不仅不管不问，甚至默许乃至于鼓励他们这样做。这跟共产党人的主张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阎红彦等人就要共产党人的纪律来约束他以及他的部下了。这一下，师治贵立马翻了脸，一气之下，命令人马缴了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他们的枪，强迫他们离开了自己的队伍。
本来希望通过跟师治贵的合作，拉起一支革命武装，谁知最终合作不成，连阎红彦他们随身携带的几支枪也被师治贵收缴了。不仅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等人难以咽下这口气，就是中共山西省委也感到十分气愤，指示阎红彦等人一定要把枪支从师治贵那儿要回来。
于是，阎红彦等共产党人再一次进入师治贵部，跟师治贵进行了一番攻心战。
师治贵已经得罪了各路军阀以及山西的统治当局，此时又跟共产党人结下了仇怨。从阎红彦他们帮助自己改造武装的过程中，师治贵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些人一旦拉起武装，谁也惹不起，深感再也不能继续在这里呆下去了，将缴获的阎红彦等共产党人的枪支全部归还给他们，便解散了队伍，潜逃到了平遥。
就这样，山西共产党人第一次拉起武装的企图失败了。接下来，中共山西省委吸取教训，决定以工人阶级、农民以及其他无产者为主来组建自己的军队；对于那些土客队伍，能够改造过来，也不放弃对其进行改造。
为此，中共山西省委便着手派遣共产党人前往吕梁山地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开始组建一支游击队。
这重新回到了原点。怎么解决武器弹药？既然省委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如何，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到枪支弹药的。比枪支弹药更加重要的是，要想迅速组建一支红色武装，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领导团队，仅有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等人远远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其他的军事干部从何而来？
这时候，在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的队伍里，还有一些地下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是中共山西省委派遣进去的，有的是中共陕北特委派进去的。趁着军阀混战之机，打入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队伍里的共产党人，无疑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从发动武装、训练武装、组织武装，到带领武装跟敌人进行战争，都有一套现成的办法。
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从这些人里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等人一道，组成一个临时的领导班子，全面负责建立革命队伍的相关事项。这批骨干当中包括杨仲远、吴岱峰等人。他们会合以后，遵照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杨仲远担任支部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白锡林为候补委员；并在汾阳建立了联络站，负责和晋西各县党组织进行联系，联络站主任由杨仲远担任，阎红彦具体负责组织联络工作。（2）（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0页）
领导班子成立起来了，还需要有一些基层力量，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中共山西省委另外还从太原兵工厂抽调出了马佩勋、尹子安等十多个工人党员，交给临时领导班子指挥。山西省委很清楚，仅有这么一点人马，是不可能很快就创建一支革命武装的，在这一群革命者正式开展工作之前，表示会陆续派遣一些人员进入山区，帮助他们拉起武装。汾阳联络站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省委陆续派遣过来的人员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
这群共产党人由此肩负着山西省委的重托，带着真正依靠农民、工人以及其他无产者组建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的使命，偷偷地潜入了吕梁山，重新开始了组建游击队的活动。
一抵达吕梁山区，以杨仲远为支部书记的领导班子就立即把人马分散开来，大家分头行动，去详细地摸清周围的一切情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发动农民参加共产党的队伍。阎红彦则经常改换自己的身份，来回穿梭在整个吕梁山区，把支部的命令送达给每一个单独行动的地下共产党人，或者把每一个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的情况汇报给临时党支部，甚至把省委筹集到的枪支弹药和调配过来的人员，秘密护送到离石、中阳交界的九凤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阎红彦就顺利地把三十多个革命者平安地送往了山区，并且筹集到了步马枪二十五支。
中共山西省委陆续调来了人员，送来了筹集到的武器弹药，连同杨仲远他们在山区动员起来的农民，两者加起来，虽说还够不上很有分量，却在革命军队的草创时期，数量已经算得上相当可观了。山西省委通过杨仲远、阎红彦等人的汇报，掌握了吕梁山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情形以后，决定立即打出红旗，组成革命武装，并且确立了这支革命武装的名称，任命了这支革命武装的各级领导干部。
1931年4月下旬，由拓克宽主持，正式在孝义县娄底村召开了革命武装成立大会。这支革命武装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3）（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0页）
晋西游击队的编制系列以及领导干部分别为：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治委员黄子文，支部书记杨仲远；大队以下设立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
就是从这一刻起，吕梁山上飘扬起了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红军。
这支工农红军诞生于军阀混战结束之后不久，也是山西形势一片混乱之时。一旦敌人缓过劲来，他们就会挥起屠刀，砍向共产党人的脑袋。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迅速发展红军，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以便有足够的力量跟强大的敌人周旋。
这时候，国民党军有一个加强排的队伍驻在永安镇。这个排大约有四五十人，装备精良，有很强的战斗力，却由于长期得不到军饷，兵士们对他们的官长极为不满。国民党军内部出现了官兵不和的问题，刚刚成立的晋西游击队决心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促使这支队伍起义，让他们加入到工农红军队伍里面来。于是，游击队领导人立即派遣人员进入该部，与该排排长地下共产党员接上了关系，促使该部定下了起义的决心，随即，与该排长商讨好了起义的时机以及晋西游击队接应他们的办法。
因为这个排的周围还有更强大的敌人，为此，等待周围的敌人略微松懈之际，阎红彦、白锡林带领一支队伍，秘密地前去起义部队经过的路线上设下埋伏，然后派遣跟该部联系的共产党人通知该部立即起义。
接到起义的命令，这一个加强排的兵士在排长的带领下，立刻拿起武器，打出红旗，按照共产党人指定的路线，朝吕梁山一带进发。
周围的敌人一得到消息，立即出动一个连的人马前来追赶，试图消灭这支反叛的军队。可是，等待这股敌人追赶到王家池附近的隘路时，一下子掉进了阎红彦、白锡林设下的埋伏圈，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打击。
战斗一经打响，起义队伍立即调转枪口，迎头兜击敌人。敌人先掉进了晋西游击队布设的埋伏圈，紧接着，又受到起义兵士的迎头痛击，顷刻之间人马就倒下一大片，为了不被歼灭，不得不赶紧撤了回去。
就这样，起义队伍在阎红彦、白锡林等人的护送下，顺利地进入了吕梁山区，加入了晋西游击队，被编为第三中队，由该排排长担任中队长。
晋西游击队得到了一个排的起义士兵，通过进一步发动民众，又有很多农民参加了红军，使得队伍得到了快速发展。
飘零的人，总需要一个温暖的家；红军一样不能仅仅依靠到处打游击，就能够发展自己，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接下来，晋西游击队就开始了根据地的建设。
建设根据地的活动是从5月开始的。这时候，晋西游击队已经转移到孝义县西宋庄一带。他们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邬家庄和温泉等地为中心，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处决了一些民愤极大的豪强，没收地主豪强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赢得了民众的支持，随即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动员农民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土豪劣绅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游击根据地。（4）（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二十八卷 中史人物研究会编 胡华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1986年5月版第77页）
红军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的围剿行动开始了。先是小股敌人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因为游击队的两位中队长都在陕北跟敌人作过战，具有对付敌人的经验；起义过来的那位中队长一样富有作战经验，因而，游击队对付这样的敌人并不费事，初一接战，就打退了敌人的攻击。
这一仗，敌人试出了游击队的斤两，原来不是一伙蟊贼，而是一支真正具有战斗力的队伍。于是，1931年夏天，刚接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就调集了百倍于游击队的重兵，向游击队建立的根据地凶狠地扑了过来。敌人采取的策略是四壁合围，紧缩包围，准备以此一步一步地把游击队压在深山老林里，困死他们。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以及敌人即将发动的攻击，游击队领导人认真地分析敌情之后，做出了决定：发动根据地的民众，继续探查敌人的消息；部队适度分散，以便引诱敌人；留下一部分部队作为机动力量，一旦发觉敌人的密集阵型上出现了缺口，逮住机会，就快速集中，迅猛地消灭敌人，以求得首先打破一路敌人的攻击，涣散敌人的战斗意志，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基础。
可是，游击队接连采取了好几次引诱敌人的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敌人的包围圈却越压越紧，把游击队全部围困在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战士们只能露宿山头，靠野菜和野果充饥。
危急时刻，队伍到底应该向何处去，是摆在游击队各位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问题。此时此刻，中共山西省委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他们再也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只有召开游击队领导人会议，集体决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会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敌人太强大了，游击队剩余的人马只有区区三十多人，决不可能战胜敌人，又不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埋枪散伙，各自逃生，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率领人马冲下山去，跟敌人硬拼，哪怕队伍全部牺牲，能够多消灭一个敌人，就等于是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一种意见认为虽说现在无法跟省委取得联系，可是，省委事先曾经预见过红军可能会遭到敌人的围剿，并且制定了在不利的情况下游击队西渡黄河，去陕北跟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人马汇合，一块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的计划，现在理应执行省委的这一计划。
游击队的各位领导人为这三种意见争论了很久，终于做出了决定：按照最后一种意见执行，也就是西渡黄河，去陕北跟那儿的共产党人汇合。
行动方针已经确立下来了，可是，如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仍然是困扰着他们的最大难题。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相碰，他们决定不走大路走小路，向民众问明了道路以后，每人背上两支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艰难跋涉，攀悬崖，登峭壁，终于在9月3日抵达了石楼县辛关渡。
这时候，敌人为了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已经封锁了所有的渡口。游击队不能露面，只好隐蔽在高山顶上的乌龙庙里。
到了晚上，游击队偷偷下山，设法找到了一名水手，向他说明了情况。水手对穷人的队伍十分热心，愿意相助。却他也没有船只，只找到了一只羊皮筏子，带领着游击队员悄悄摸到黄河边，用这只羊皮筏子冲过浊浪滚滚、奔腾咆哮的黄河天险，让他们进入了陕北。
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以后，一旦解除危机，队员们就开始对敌人发动围剿之时游击队领导人的指挥应变能力提出了质疑。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发展到要改选领导人的地步。
9月6日，游击队来到绥德以西的南沟岔，在大雾弥漫之中遭遇六七名敌军。游击队果断出击，收缴了敌人的枪械，没收了敌人携带的现款。却由于拓克宽、黄子文与敌军官相识，未经研究，就归还了收缴的枪械，并且放走了敌人，更加引发了游击队员们的不满。（5）（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5、36页）终于，此事迅速发酵，成为游击队员要求彻底改选游击队领导人的导火索。
为了使这支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队伍跟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革命武装会合，以便继续革命，拓克宽、黄子文接受了队员的要求，进行了游击队领导的民主选举。
结果，阎红彦被选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仲远任政委。游击队在新领导人的率领下，继续一面向陕北腹地进发，一面打听刘志丹或谢子长的下落。
两天之后，游击队到达了安定县西区枣树坪，找到了谢子长的哥哥——共产党员谢德惠，通过他找到了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并最终跟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马文瑞给这支游击队送去了一些宣传用品，并且动员马云泽、强龙光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了这支游击队；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人过来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陕北特委以及马文瑞的关心和帮助下，游击队的力量渐渐得到了恢复，扩大到一百余人。
这时候，晋西游击队领导人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便决定继续西进，去寻找刘志丹。
可是，当晋西游击队来到保安县以后，竟然发现刘志丹不在保安。经过多方查找，他们得到刘志丹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在陇东一带活动的确切消息；同时，游击队也了解到，国民党驻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一千多人在1931年7月起义以后，成立了红二十四军，在山西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剿，也站不住脚，撤到了陕北。
红二十四军跟晋西游击队一样，之所以能够成立起来，得益于以省委书记刘天章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而晋西游击队又是陕北红军两个主要起源部队之一，也就是说，刘天章等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为陕北红军的诞生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因为刘天章曾经在陕西展开过革命活动，为此，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位中共早期优秀的革命者与领导人。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1897年出生，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作为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春，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虽说他并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的五十多位创始人之列，却在一大召开期间，经李大钊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6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刘天章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工作。同年秋，到当时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所在地河南开封创办学生军，任陆军训练处学生队大队长，并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任书记。1926年国民二军失败之后，他赴三原渭北中学任教。1927年2月，刘天章受党组织的派遣，赴陕西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长。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利用《国民日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行为。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开展请党活动后，刘天章因此遭到被捕。1929年夏，在蒋介石、冯玉祥混战的形势下，他获释出狱，不久就被派往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省委委员。1930年，在天津再次被捕，因未暴露身份而获释。同年10月，刘天章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山西，参与领导恢复和重建遭到破坏的山西党组织。1931年3月，在刘天章的领导下，中共山西省委借蒋阎冯中原大战之机，先后成立吕梁山区游击队、孝义县栾庄游击队，并在离石县九里湾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同年7月，刘天章参与组织驻平定县的国民党高桂滋部两千余人的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后来，因国民党军阀石友三杀害了军长万启贤，诱捕了政治委员苏亦雄，红二十四军被迫转移到陕北，却陷入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的包围。刘天章得知消息，随即装扮成贩牛商人，历尽艰辛，赴陕北寻找该部，以期保存革命力量。因红二十四军战败，余部参加了当地游击队，他遂返回山西。1931年10月21日，因叛徒出卖在太原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刘天章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同年11月13日，他英勇就义于太原小东门外。
刘志丹部以及红二十四军的确切消息同时传到游击队领导人的耳朵，他们就有了比较和选择的机会。游击队领导人觉得去陇东寻找刘志丹，路途遥远，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相反，沿着安条岭一路北进，跟红二十四军汇合以后，两支力量加在一起，可以在陕北开辟一番局面，以便跟刘志丹在陇东的队伍取得相互配合之效。因而，做出了北进的决定。
晋西游击队在北进途中，阎红彦等领导人得到侦察人员的报告：驻在保安之敌高玉亭部从南边向游击队压了过来；保安县民团三百余人从北边朝游击队包抄过来了。很显然，两路敌军试图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晋西游击队。
富有作战经验的阎红彦迅速做出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北路的民团武装，然后再打南路的高玉亭部，在敌人的合围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各个击破敌人。
定下了决心以后，阎红彦立即命令一部分游击队员去牵制高玉亭部，集中主要兵力，朝民团武装迅猛地扑了过去，很快就将这支三百余人的民团武装消灭了，然后迅速掉过头来，奔向高玉亭部。
此时，高玉亭部正被阎红彦派遣过来的游击队缠住了，没法赶去跟保安县民团武装一道合围游击队。对付如此一点游击队就很有点吃力，一见游击队又来了如此之多的生力军，深知保安县民团武装一定凶多吉少，高玉亭再也不敢做消灭游击队的美梦了，保住自己的人马要紧，命令部队赶快开溜了。
游击队取得了胜利之后，继续一路北上，于9月中旬靠近了靖边沙漠地带。
这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红二十四军的确切消息，游击队继续朝前进发，前面就是沙漠，不仅给养很成问题，而且一旦敌人得到消息以后疯狂地扑过来，游击队不是被敌人消灭，就是被敌人赶入沙漠。无论哪一种结果，对于游击队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为此，游击队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一面派遣人员前面去神木、府谷一带探听红二十四军的消息，一面就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积极争取民众，获得给养，并尽可能地缴获一些马匹，组建骑兵部队。
就在游击队轰轰烈烈地展开打土豪斗争之际，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是红二十四军已经在榆林以北的两岔河被井岳秀的队伍包围，全军覆灭。
跟红二十四军会合的愿望已经无法达成，而且，游击队一路北上，已经处在了沙漠的边缘，一旦井岳秀派遣军队前来攻打，游击队将会步红二十四军的后尘，非得全军覆没不可。队委会马上做出决定：挥师南下，重返安定，然后想办法跟刘志丹取得联系。
9月下旬，游击队开始了南下的征程。一路上，他们先后消灭了几支土匪武装和国民党派遣的拦截部队，再一次先后跟土客杨琪、杨鼎和师储杰等人的队伍相遇了。
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等共产党人在改造第一支土客队伍的时候，没有成功，在拉起队伍以后，跟杨琪、杨鼎、师储杰等人的土客队伍都或多或少有过接触，而且也对他们的队伍进行过一些思想教育。因为在山西军阀的严厉打击下，这些土客队伍已经无法在山西找到生存的空间，这才来到了陕北。陕北的形势一样很不乐观，他们几乎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眼下，一遇上阎红彦和他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他们决计投靠晋西游击队。
因为有了那次未能成功改造师治贵部的经历，阎红彦以及队委会全体成员都知道土客队伍的底细，深知他们出身贫寒，打仗勇敢，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势不两立，却纪律松弛，抢劫成风，流寇习气十分严重，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以后彻底地改造他们，同意他们加入游击队，不过，提出了他们必须严格遵守的三条纪律：一是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是不抢穷人的东西；三是不强奸妇女。（6）（引自《阎红彦传略》 毕兴、贺安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9页）
为了参加游击队，杨琪、杨鼎、师储杰等人一口答应下来。不过，别说队委会不很放心，中共陕北特委一样对这些土客队伍不很放心，先后派遣了马云泽等一些共产党人到这些土客队伍里面去担任指导员，从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且专门成立了执法队，一旦发现土客队伍里有违反军纪的事情发生，就严惩不贷。
对待土客队伍，仅仅依靠强硬的手段，显然是不行的，还得采取软的手段，软硬兼施，软硬并重，在强调严格的纪律的基础上，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组织上尊重爱护他们，让他们不要跟这支队伍产生隔离感，是使得他们融于革命队伍并且最终彻底改头换面的另外一个必要手段。这也是中共陕北特委派遣马云泽等共产党人进入该部做思想工作的应有之意。
初步对土客队伍进行了改造，并且形成了严密的约束土客队伍的管理机制以后，这支发展到三百多人的队伍气势一下子雄壮起来了。
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了，人员构成也跟以前的晋西游击队有相当大的不同，而且，该队伍活动的地域再也不是晋西，而是陕北了，因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合编以后的队伍就需要重新调整领导班子，并且确立部队新的番号。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这支队伍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由师储杰担任支队长，杨仲远担任参谋长。下辖三个中队，中队长分别是阎红彦、白锡林、杨琪。
部队完成整编任务以后，在10月初，得到了敌人有一个骑兵加强排驻扎在玉家湾的消息，陕北游击支队领导人决定向该敌发起突然袭击，率领人马迅疾翻越关道峁山，在拂晓时分，偷袭并且全歼了该敌，缴获了敌人的全部马匹和武器弹药，取得了合编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紧接着，陕北游击支队乘胜进抵瓦窑堡城郊，向驻守瓦窑堡之敌发起了进攻，撕开了敌人布设在城郊外面的阵地，有一个中队甚至突入城内，迫使敌人匆忙退守米粮山，关紧寨门，死守待援。游击支队已经从敌人的阵线上咬出了一道缺口，领导人决心趁此机会，一举攻下瓦窑堡。可是，接下来，游击队接连发动了几次攻势，都因为没有重型火器，无法打破敌人死守的城门。
瓦窑堡遭到游击队围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井岳秀的耳朵里。井岳秀恼羞成怒，赶紧命令人马前去增援，一定要消灭这支红军。
游击支队的攻击无法奏效，敌人的援兵又至，游击支队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转移到了延川县的永坪镇一带休整。
敌人在瓦窑堡扑空以后，摆出一副不把这股赤色力量全部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势，一直四处搜寻游击支队的踪迹。却游击支队竟然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敌军费尽心机，也没有打听到游击支队的行踪。
游击支队则通过不断地派遣侦察人员侦察敌情以及打从民众那儿传过来的消息，对敌军的行动了如指掌。在休整了一个时期以后，游击支队领导人根据掌握到得情况，率领人马，接连不断地在整个陕北地区主动出击敌人，转战各县，经历了大小十余次战斗，打得敌人昏头转向，完全摸不着游击队的踪迹。
到了10月下旬，驻守延安的敌高双城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听到了游击队就在清平川岔口，立即出动了步骑兵六百余人，对游击队实施了重重包围，试图一举将游击队予以歼灭。
游击队员们在师储杰、杨仲远、阎红彦等指挥员的领导下，先兵分几路，顽强地抵抗敌人的进攻，跟敌人鏖战了一整天，迫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攻击以后，便在晚上出其不意地集合人马，从敌人的包围阵线上打开了一道缺口，突围出去，转移到了安定县凉水湾。
就在这里，游击队接待了安定县委派来的联络人员，并且从他那儿得到了陕北特委的最新指示：鉴于陕北游击支队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无法继续在陕北坚持下去，应该迅速避开敌人的主力，转移到陇东去。（7）（引自《中史人物传》第二十八卷 中史人物研究会编 胡华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1986年5月版第81页）
要不是当初作出了到陕北跟红二十四军汇合的决定，晋西游击队早就进入了陇东，跟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汇合了。现在，敌人的围剿，迫使这支队伍不得不重新拾起被他们抛弃的方案，遵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向陇东转移了。
即使如此，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的活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它在这里极大地扩充了武装，从西渡黄河时的三十余人，扩大到了现在的三百余人，使得人马扩大了十倍；二是狠狠地打击了盘踞在陕北的军阀井岳秀；三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唤起了农民的革命意识，以至于尔后谢子长领导陕北红军，在这里另外开辟出了一块陕北根据地，跟刘志丹率部在南梁开辟的陕甘根据地遥相呼应，并且最后在跟敌人的斗争中，把陕甘边区跟陕北边区连为一体，形成了一块有很大回旋余地的革命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的到来，以至于最终将这里变成红军最后的家园，成为共产党人夺取天下的大本营，打下了基础。
游击队在接到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后，立即星夜开往陇东一线，途中又跟敌人进行了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终于在11月下旬打听到了刘志丹部在南梁地区的确切位置。游击队领导人马上派遣马云泽前去跟刘志丹部接洽，命令游击队暂时停留在原地休整。为了确保队伍的安全，他们向四周派遣了好几个侦察人员，出去探听敌情，并在四周布设了警戒，便等候着马云泽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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